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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1-14 20:10:06 阅读: 来源:岩棉板厂家

青年为什么失业:职业歧视是重要原因|事业|职业歧视_新浪财经_新浪网

这次为期3个月的见习经历,帮助这个一说话就脸红的腼腆青年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并让他在失业一年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新工作——一家餐饮企业的出纳。

第一次见到小马时,孟祥海吃了一惊,这个身高175cm的小伙子,体重却达400斤。因为外形和学历因素,小马找工作四处碰壁,干脆待在家里再也不愿出门。了解到小马有电脑方面的专长,孟祥海开始留意适合小马的工作岗位,带着他一次次去面试。

终于,在2015年春节帮困招聘会上,小马找到了一份后台信息维护的工作。“侬也好去瘦瘦身,把形象弄好一点,在单位工作会更顺利,也有利于健康。”孟祥海不忘提醒小马。

2007年,孟祥海所在的杨浦区制定了《就业援助员“学政策、学理论、学技能”三年培训行动计划》,以职业指导为主,通过劳动就业保障相关政策法规、基础理论和实务技能等培训,提高了就业援助员的水平。各街道也结合实际组织了心理知识讲座等特色培训,组建了一支援助员队伍。

孟祥海发现,他接触的35岁以下失业人群中,普遍存在学历不高、待人处事能力欠缺、反复上岗又失业等问题。“他们往往性格内向自卑,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孟祥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孟祥海第一次给鲍力杨打电话时,鲍力杨正捧着一本会计专业书苦读。因为与辅导员闹矛盾,年轻气盛的他从上海海事大学退学。仅凭高中文凭,打过几份短工,一直失业在家, 在父母的影响下自学起了会计课程,并决心要考取注册会计师资格。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社会经验,看不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孟祥海说。

就业援助员的帮助对象不仅仅是青年,还包括他们的家长。“有些年轻人的就业观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孟祥海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代替子女筛选职位甚至参加招聘会的家长,“他们往往对子女宠爱过度,认为这个活太累,那个活没出息,白白让孩子错失了很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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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杨浦区五角场镇在上海市率先开办了“家长学校”,由市十佳职业指导师、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心理专家指导青年和家长,帮助他们转变就业观念,学会理智择业。

他手中有一份定期更新的社区失业、无业人员名单,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20多个,这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每隔三个月,他都要给这些年轻人打电话问问就业情况,如有需要,还会上门了解。

一位就业援助员曾经说,现在的失业青年和过去的“4050”(指40多岁、50多岁的人)不一样。当年“4050”一下岗,就急吼吼地来找就业援助员,希望快点找到工作。而现在的小青年,不少人家境富裕,生活压力小,就业意愿不强烈,很多人宁可“宅”在家里玩游戏,也不愿出来就业。

2012年起,上海市开展了“启航计划”,这是一项针对失业青年就业的专项扶持活动。计划实施之初锁定的2万名长期失业青年中,大约有9000人不是主动去登记失业,而是被孟祥海这样的就业援助员“发掘”出来的。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失业青年不愿意主动就业。

孟祥海为此没少动脑筋。他时常活跃于社区的各个角落,主动和社区居民拉近关系。为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他特意订阅了青年读物,还学会了上网收发邮件,以便及时将最新的就业信息发送给失业青年。

2008年底,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专门创设了“扬帆职业指导室”,后来还开设了“扬帆职业指导”的微博,希望借助网络扩大影响,通过多元化职业指导、针对性职业介绍等方式,努力提高青年就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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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有好的职前培训或招聘会等活动,孟祥海就会立即拨通失业青年的电话。一开始,总有几个人以早上起不来、忘记了或不感兴趣等理由缺席。就业促进中心还为此特别作出调整,尽量不在早上九点半之前安排活动。

2002年4月起,为配合上海市政府“净增10万就业岗位,开展就业援助行动”实事项目的实施,上海劳动保障系统在社区扶持建立就业援助员队伍。此后,上海的每一个居委会都逐步设立了就业援助服务点,这是全国首创的社会化就业援助机制。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学者刘惠芬告诉本刊记者,多年来,就业援助员在解决大龄失业人口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80后、90后的青年群体更多元化的就业诉求,他们却有些力不从心。

2013年,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就业援助员和劳动监察协管员两支队伍合并、统筹使用,成立了上海杨浦区扬帆劳动保障服务队伍。但队伍规模逐步萎缩,队伍承担的就业服务、劳动监察工作压力日增。

比如,孟祥海所属的五角场镇有43个居委会,原本每个居委会都配备了一名就业援助员。但人数现在已缩减至19名,这意味着一个就业援助员要兼顾两个居委会。

据刘惠芬介绍,未来,上海社区就业工作的主体将重新回归到居委会。2014年,在参与上海市委1号课题时,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提出,居委会要明确就业服务职能,安排专人负责社区就业工作。

目前,包括杨浦在内的上海市几个区县,已经或将要让部分就业援助员通过换届选举进入居委会,并将就业援助员工作职责纳入居委会政府类工作项目中。

2015年春节后,24岁的盛炯再次踏上找工作的“新征程”。从职校毕业后的6年时间里,他已经做过至少7份工作。从工人、客服甚至保安,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没超过10个月。

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大龄失业人员就业矛盾趋缓,青年就业矛盾不断凸显,正日益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未就业人员呈现出的“新常态”。2015年,上海计划将“减少长期失业青年人数”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青年就业也将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工作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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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从2013年到2014年,连续两年共同开展了“杨浦区青年未就业人口发展跟踪调查状况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2013年,课题组以杨浦区18~35周岁的未就业青年的基础登记资料为基础进行了抽样调查;2014年又对其中的243名选择“正在求职、培训”的青年群体进行跟踪,并从新增未就业人员的基础登记资料中随机抽取135名青年失业人口补充入样本。然后课题组采取计算机辅助面访的形式进行了深度调研,共发放问卷378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94份。

这份独家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聚焦了杨浦区不同青年未就业群体的就业现状及原因分析,并就现有就业援助工作体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此次受访群体的年龄区间为18~37岁,且主要集中在23~30岁。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集中在大专和三校(中专、职校、技校)生两类学历。其中大专生比例最高,为39.1%;三校生比例其次,占总数的32.7%。

“我们的报告中将受教育水平分成‘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及以上’三档。其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群体有劳动收入的概率最高,大专学历其次,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群体有劳动收入的比例最低。学历仍然是就业的重要砝码。”课题组副组长刘惠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上海市19~26岁组的户籍人口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4.5%,而受访群体中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仅为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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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芬分析,自高校扩招以后,社会对高校文凭的认可度越来越低,大学文凭不再是“铁饭碗”。但另一方面,大量的高学历求职者进入人才市场,大学学历成了就业门槛,本科以下学历的求职者直接被拦在了学历门槛外,竞争机会被大大削减。

学历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少基本的受教育基础却是万万不能的,“受访群体处于学历的边际效用最明显的阶段,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点便能在就业方面多一点优势。”

课题组建议,对于政府工作而言,加强对未就业青年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补贴,鼓励他们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提高学历水平,增强自身能力,能够在根本上提高他们的就业砝码。

课题组发现,那些长期失业和反复就业的“困难户”往往也是“家庭沟通残缺户”。在他们访谈的3名“家庭和个人收入双低”的对象中,有两位来自单亲家庭,由父亲单独抚养。而父亲与孩子的沟通仅限于日常对话,缺乏深入的内心情感交流。

张一舟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人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父母和长辈的呵护,缺乏独立自主、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家庭依赖性很强,对求职就业的积极性也不高。“他们每月可以从家庭成员处得到50~5000元不等的资助,成为标准的‘啃老族’”。

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实际调查中,大部分依赖家庭的未就业青年来自并不怎么富裕的家庭。调查显示,2013年家庭全年总收入低于10万元的占到了83%(注: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9547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全年总收入平均在10万元左右)。

这些家庭中,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甚至已经下岗或退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即便如此,父母仍然不愿让子女干辛苦的工作,宁愿他们在家无所事事,自己则辛苦维持子女的开支。

小徐中专毕业后曾去面试了一份为英孚教育发传单的工作,因怕遇见熟人会尴尬而放弃了。后来,她又在吉野家餐厅打工兼职了一年多,最终却也以辞职收场。“我觉得正式做这个工作说出去不体面,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就算工资不低,我也不愿做了。”小徐在受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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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在就业困难群体中,一半的人愿意成为“营销人员”,四成愿意做“社区服务人员”,另外,各有三成的受访者愿意做“零售行业服务人员”和“制作生产类操作人员”,而“餐饮服务人员”因其工作不“体面”,且较为辛苦遭到冷遇,仅有12%的受访者愿意从事这类职业。

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待遇”和“工作稳定”最影响自己的就业意愿,其重要性远高于工作的“发展前景”和“职业兴趣”。随着被访群体年龄的升高,“收入待遇”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工作稳定”的影响程度则逐步升高。

在关于就业单位和就业环境的选择意向的调查中,无危险、有社保的工作更受青睐。对于“工作环境有一定危险”和“工作单位没有提供社会保险”选择“放弃”的比例高达66.4%和53.5%。而面对小规模私营企业和没有做过需要学习的岗位,选择“接受”的比例最高。

课题组认为,低学历、低技能水平与高就业期望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部分未就业青年对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等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想要从事工资收入高、技能要求高的职业,但本身的学历与技能不达标。除了对工资的要求,还希望工作不辛苦、离家近等,缺乏对自身和就业市场的客观认识,“‘眼低手高’是这一类型的就业困难群体的关键词。”

课题组组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特别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眼高手低”的现象在大学毕业生中同样存在,这也是造成高学历人群失业的重要原因,“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两个分割的市场。一个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一个是高端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是没有互通的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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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是否就意味着失业和没有收入?结果并不尽然,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我们现在的就业安排还是比较僵硬的,就业概念基本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半日制或者按照小时计算的工作方式总体来说都还没有发展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一些想要就业,但是没有那么多完整时间来就业的这一部分人群。”彭希哲分析。

实际上,在此次所有受访者中,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的占了59.2%。其中学历越高的受访者,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的比例也相对较高。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为53.6%,大专学历的为62.6%,本科学历的为68.3%。另外,有过就业经历的人员也更有可能有劳动或投资性收入。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杨浦区的年轻人中,网络就业的现象已经初步显现,有一批青年热衷于网络就业和网络创业(如在淘宝上开网店,做网游代练等)。

但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课题组的专家也坦言,目前的就业援助工作中,对于不断出现的新兴就业形式缺乏相应的引导措施,也难以提供合适的政策和服务便利。

“十二五”以来,杨浦区的就业扶持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向,工作资源逐步从大龄失业人员向青年未就业人口倾斜,先后提供了多项公共服务,比如“青年见习补助、职业技能培训、12333公共招聘网、青年职前教育、就业沙龙、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招聘会或面试会、扬帆家长学校和青年扬帆就业湾(就业训练工厂)”等。

但是,课题组也注意到,招聘会(面试会)和12333公共招聘网虽覆盖面较广、但针对性较弱。在受众中评价较高的反而是近年来新增的一些专业化、个性化、专题化、小型化的公共服务,如就业工厂、就业沙龙、心理指导和家长学校等。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近日发布了2014年上海从业人员劳动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针对上海市近2000名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研涉及到上海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等6个行政区共计40个居委会,有效问卷1720个,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这些数据完全能够反映出整个上海市从业人员的劳动就业现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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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特别强调,此次的调查对象并非在业人员,而是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指的是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各类人员,这就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个体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等,范围更广。

根据调研报告,被访问对象中有高达43.4%的人在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杨雄分析,“这说明,在上海这座城市,私营和民营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因此更要大力鼓励私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另有约18%的被访问对象在三资企业工作,而通过与往年数据的对比发现,2014年上海市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员工占比有所下降。“三资企业已经不是年轻人就业的首选目标,而本地民营企业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杨雄解释。

受访对象中,24.2%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完成就业;23.6%是“托人介绍推荐”找到工作;22.7%是通过“个人直接申请”;通过“人才交流会”找到工作的占21%;接受“国家分配或组织调动”的约12%,“自雇或顶替父母亲属”的仅为6.5%。

负责该项目的调研员进一步分析发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从业者,大部分都是通过国家分配或组织调动,其次是个人直接申请和人才交流会;进入国有企业的从业者,主要入职渠道也是通过国家分配或组织调动,其次是个人直接申请和托人介绍推荐,情况基本与机关事业单位相同。

而进入三资企业工作的,则主要是通过人才交流会、职业介绍机构和个人直接申请;进入民营企业主要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托人介绍推荐和个人直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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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访问对象的平均工资性收入为5144元/月,略高于2014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2013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5036元。

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就越高,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者收入为6930.97元/月,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3408.74元/月)的两倍之多。

根据职业身份,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性收入是所有调查对象中最高的,约8884元/月,其次是小业主/自雇者,为7633元/月,企业管理人员紧随其后,7114元/月,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位居第四,收入为6355元/月。此后依次为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办事人员、一般工人。

此外,年龄与工作性收入的关系呈现出“倒V”的趋势,其中30~39岁的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最高,平均6025元/月;而50~59岁的收入最低,平均4291元/月,两者相差超过1700元/月。

在受访对象中,超过78%的人都表示,在工作中并未遭遇过不公平对待,但另外22%的受访者则表示受到过“不公平对待”,其中原因依次为:学历、专业、背景、年龄、户籍、性别和外貌。

教育程度高和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明显更高,主要体现为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更高。初中及以下市民中签订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仅有四成,而本科及以上市民的比例则有近八成,是前者的近两倍。

即便如此,被访对象中仍然有超过八成的人不主张“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集中在教育程度高、非本地户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中。“这说明,具有较高学历文化和专业素质的人员,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中就职,其竞争力、发展机会明显要高于其他群体,从而他们对上海城市的认同感和个人未来发展期望也相对较高。”杨雄说。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登记失业率,也会看到报道的调查失业率,它们都有特定的界定和数据的采集方式,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失业的状况。我国学术界对失业率的官方统计的定义和准确性一直有不少争论,主要的批评在于失业率指标不能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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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就业统计中会问你在过去一周中有没有过有报酬的工作,在一周中曾有过1小时的有报酬劳动,就不能算失业。这个标准在中国就没有办法执行,比如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研究就是用一周有15个小时的有报酬劳动作为是否失业的标准。

我国施行的《劳动法》中特别强调,劳动就业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就业。在劳动合同中规定了就业的性质,应当得到的收入和福利,比如几险几金等。所以,有时我们也会把有没有劳动合同看作就业与否的判断标准。但是按照这个标准,往往会把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人排除在外。

彭希哲: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早期的标准,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也不参加任何社会保障的就业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福利差。主要类型有街头的小贩,自我雇佣的自由职业者等,还有一部分是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者,比如在一些单位打扫卫生的钟点工等。

我国政府部门近年将非正规就业纳入灵活就业的范畴,使得灵活就业成为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形式就业的总称,包括那些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有别于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

国际劳工组织把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就业都算作非正规就业,随着中国社会保障系统覆盖面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居民都在逐步被社会保障所涵盖,所以用是否有社会保障来确定正规或非正规就业的标准在我国已经不适用了。

彭希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是要帮助所有想要就业的人都能就业。但具体实施时常常会遇到两难,也就是,如何平衡促进充分就业还是促进体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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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就业就是要有就业的质量,即签署固定的劳动合同,超过最低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劳动福利,雇主不能随意解雇,等等。强调就业质量会和提高就业数量产生一些矛盾。但现实的情况是越强调就业质量,业主越不愿意雇佣正式的工人。所以,过分强调体面就业会对就业数量产生压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只讲就业数量也是不行的。

而在当今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许多传统就业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就业形式,存在很多灰色地带。一些人虽然没有传统概念下的正规工作,但也并非没有经济活动的收入。

彭希哲:在这次上海市杨浦区青年就业情况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年轻人的长期失业状况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将这批青年人作为就业促进工作的重点人群,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援助。但在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主要还是用传统的、既定的政府管理系统的那套标准,即有没有劳动合同、有没有别人支付的固定收入等来判断他们是否就业,而很多年轻人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需要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彭希哲:这是一种资产性收入,但是在资产性收入的同时,也要有部分劳动投入的。房子里要是有东西坏了,他们也要付出劳动去维修。在传统的概念中,这都不在就业范围内。

一些传统的就业岗位正逐步丧失,很多新的就业岗位在快速出现,我们在不断突破传统的就业概念和定义。比如月嫂、电商送货快递员、网络写手、动漫画家等,都是过去没有的职业,专职的游戏玩家也能有不菲的经济收入。

就业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正规就业必须有一个就业的场所,一个实体的空间,有稳定或固定的工作时间,必须有一个团队,必须有一个劳动合同,在这样的管理框架之下要符合这几个基本条件才能称为就业。而现实情况是在家就业、网上就业、兼职就业等形式正在不断出现,以这种方式获得经济活动收益的群体会越来越多。

彭希哲:这一方面当然会给管理带来很多困难,但另一方面,我感觉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一种表现,是在新的经济常态和新的人口社会发展常态下的一种新的劳动就业的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讲众筹,讲分享经济,这在未来可能也会产生出很多新的就业模式。我们现在家用的汽车等物品,每天的使用时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时间都是空置的,分享经济就是把这十分之九让别人来分享。在搭建这个运作机制和框架的过程中,就能催生出很多从业人员,也会产生很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这会让传统的就业理念发生很大变化。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会对传统经济活动和组织包括就业模式产生巨大冲击。我认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它会重组我们的劳动就业市场。

彭希哲:对。比如对创造财富的理解,包括家务劳动和其他很多新兴的就业岗位和就业类型,我们都要给予充分承认。一些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行业,比如和养老有关的老年金融、老年产业、老年照料的岗位,还有因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职业会越来越多。

养老,过去大家想象的就是由一个护工来护理老人,以后会加入更多智能的元素,比如各种个体智能设备与社区监控网络的建设,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岗位可能一开始并不是我们传统的就业概念。过去女性在家里绣花、纳鞋底补贴家用,这些都被视为一种兼职。未来则更可能是在高科技领域和金融证券领域出现兼业形式。

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劳动就业的模式也会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但是未来会变化得越来越巨大。

彭希哲:我想在传统概念中,用在一周内有没有过收入这个指标来判断就业还是失业的概念,还是可以保留的。只是说,你获得收入的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至于是否有劳动合同、是否有固定的工作地点等约束性条件,应该是可以突破的。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失业问题。如果是从政府的角度,更加关注的是失业救济金、社会安全网等问题。要看的是这个人的收入有没有达到最低收入标准,有没有突破贫困线。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和失业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作性的,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讨论的概念。这在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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